朱維錚

3月14日著名歷史學家、復旦大學資深特聘教授朱維錚日前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76歲。

朱維錚，1936年生，祖籍江蘇無錫。1960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門化，留校任教。朱先生治學嚴謹、功力深湛，是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學術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近代史等多個領域的著名歷史學家，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曾獲德國漢堡大學榮譽博士。他師承陳守實、周予同先生，繼承了復旦優秀的史學傳統，治學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為學界所矚目，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導者、開拓者和建設者，主持整理、編選和校注多種重要典籍，是促進國際文史學術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人物信息：

朱維錚(1936-2012)，祖籍江蘇無錫。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門化，留校任教。朱先生治學嚴謹、功力深湛，是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學術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國近代史等多個領域的著名歷史學家，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曾獲德國漢堡大學榮譽博士。他師承陳守實、周予同先生，繼承了復旦優秀的史學傳統，治學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為學界所矚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導者、開拓者和建設者，主持整理、編選和校注多種重要典籍，是促進國際文史學術交流合作的先行者。2012年3月10日逝世，享年76歲。

學術生平

朱維錚1936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蘇無錫。1955年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就讀，1960年畢業于中國古代史專門化，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1988年晉升為教授。2006年被德國漢堡大學授予榮譽博士稱號。這是漢堡大學授予中國人的首個榮譽博士，也是自季羨林之后德國高等學府授予中國人的第二個榮譽博士。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學術顧問、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顧問，原中國史學會理事，原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顧問，原上海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常務理事，上海市徐光啟研究會會長，北美《亞洲評論》顧問等學術兼職。

朱維錚師承著名學者陳守實、周予同先生，在中國經學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史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學術史、中國近代史等多個領域做出突出貢獻，被公認為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是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的先行者。他繼承了復旦優秀的史學傳統，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

朱維錚早年受學界前輩親炙。他留校之初，即擔任陳守實教授的助教。1962年，他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府兵制度化時期西魏北周社會的特殊矛盾及其解決：兼論府兵的淵源和性質》一文，多受矚目。后調任周予同教授的學術助手，協助主編教育部委托的《中國歷史文選》，期間博研典籍、貫通古今。該書作為國內高校文科相關專業的首選教材，沿用數十年、屢經修訂，累計發行量達50余萬冊。

朱維錚是中國經學史研究的重要傳承者。他承續錢玄同、周予同一脈，無論環境艱難還是喧囂，都長期堅守在經學史領域，整理了大批經學史研究資料，培養了一批經學史研究人才，成為當今海內外最有成就的經學史家之一。他整理編輯的《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是經學史領域的重要文獻。他先后受邀參與主編《傳世藏書》經學與經學史類文獻，擔任《儒藏》經學史類文獻整理的主編，所做工作為后來者指引門徑。他在《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中國經學與中國文化》等文章和《中國經學史十講》一書中提出，經學史是中國中世紀的統治學說史，經學演變有明顯的“學隨術變”特征，經學史與我國邊疆歷史有復雜而密切的聯系。這些觀點繼承和發展了周予同的經學史研究思想，別有創見。

朱維錚被學界認為是國內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1980年，他和復旦歷史系同仁組建了全國首個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銳意開拓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他和龐樸教授合作主持編輯了《中國文化史研究叢書》28種，具有學術里程碑意義。1986年，又在復旦大學組織召開首屆中國文化學術國際討論會，這是1976年以后首次在國內舉辦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上世紀80、90年代，他組織編纂了五輯《中國文化研究集刊》，薈聚時賢佳文，至今嘉惠后學。他傾三十年之功撰寫了《走出中世紀》(1987)、《音調未定的傳統》(1995)、《走出中世紀(二集)》(2008)等著作，眼光獨到、思想新銳、功力深湛，影響了幾代學人。《走出中世紀》出版不久即被譯成英文，在國際學界產生很大反響。

在中國史學史領域，朱維錚繼承了陳寅恪、陳守實一脈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發展出中國史學史課程，成為復旦歷史系的特色。2005年，他領銜承擔課題“中國史學的歷史進程”，向復旦大學百年校慶獻上了一份學術厚禮。他先后撰寫了《史學史三題》、《班固與〈漢書〉：一則知人論世的考察》、《歷史觀念史：國病與身病——司馬遷與扁鵲傳奇》、《史官與官史：韓、柳的史官辯》、《歷史編纂學：過程與形態》、《班昭考》等論文，并為《中國十大史學家》一書撰寫了高質量的“司馬遷篇”，體現出在史學史方面的深厚造詣。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領域，朱維錚重視明末以來傳教士與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蛻變及其在傳統政治演變過程中的作用。他推動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國內的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華史、宗教史等領域的研究，也為晚明以來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視角。1993年，他主持召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會后編輯出版了《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一書。他還先后主持了《馬相伯集》(1996年)、《利瑪竇中文著譯集》(2001年)、《徐光啟全集》(2011年)等重要文獻的整理出版，為相關領域研究奠定了權威性的資料基礎。

晚清及近代學術史研究，是朱維錚畢生致力的領域之一。他對晚清經今文學旗手康有為、經古文學殿軍章太炎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編校了《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康有為卷》(1996年)，與人合作編選、注釋《章太炎選集》(1981年)，為《章太炎全集》收集整理了第三卷《訄書》(1984年)，對《訄書》三次結集諸問題的研究獲得突破性成果。他精校詳注的《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1985年)成為當代入門讀物。他與錢鍾書先生合作，主編了《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一輯十種，1998年)，并為每種著作撰寫長篇導論。十篇導論和相關論著結集為《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代表了他在清學史領域的成就。為紀念“戊戌變法”一百周年，他與臺灣作家龍應臺合作編輯了《維新舊夢錄》(2000年)，成為活動期間的最暢銷著作。

在先生的最后幾年，他結合半個世紀的治學經驗勉力寫作，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系統性的發覆，并結集出版了《重讀近代史》(2010年)。作者通過考證、發微和總括的筆觸，揭示出中國近代困境的根源，很多觀點令人深省。

此外，他還撰寫了文化史普及著作《壺里春秋》(2002年)，參與編撰了《中國現代史資料簡編》(第一卷)、《孔子思想體系》等作品，并曾擔任《學術集林》、《九州學林》的編委工作。

朱維錚先生治史五十七載，早期深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精髓，長期盤點經史子籍、別裁清學，稔于乾嘉考據之法、諳于現代詮釋之學，

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他把清代“實事求是”的樸實學風，與現代學術理性客觀的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在國內外學界有口皆碑。他在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論上，主張區分“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區分“歷史的孔子”和“孔子的歷史”，認為應回到歷史環境下找到當事人的真實經驗，據此回答當時的問題，才能回應當代人的興趣。他善于發現新領域、用新眼光審視舊問題，關于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開端的立論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重視。他厭棄高頭講章的說教，反對故弄玄虛的矜持，擅用大手筆寫小文章、用精煉文字發微闡幽，令人會心。

朱維錚先生為師五十二載，從未脫離教學第一線，是卓越的史學教育家。他堅持言傳身教、教書育人。先生一直自承：“我雖不是名師，可當得上嚴師;名師未必出高徒，嚴師或許還能出幾個。”他不拘一格、提攜后進。先生培養指點的學生、學者，很多已卓然成家;指導的海外學者，不少已是歐美漢學界的領軍人物。2008年起，他開設本科通識教育課程“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高屋建瓴、引領初學。2011年12月中旬，已是肺癌晚期的先生，在接受放療后堅持上課，提早到教師休息室緩坐半小時，一絲不茍講完了人生的最后兩節課。

朱維錚先生一生不懈追求真理，以學術為生命。去世前兩年，他著手對《走出中世紀》、《音調未定的傳統》兩書作大幅修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病床上校訂樣稿，批注滿紙。他一生自尊風骨，延續了老一輩學人風范。課間飲水，必背對學生;批改學生文稿，紅筆淹墨;講學犀利酣暢，誨人溫文爾雅。海外學者贊譽先生為“低調的大師”，他謙稱自己是“一名中國歷史研究的從業者”。他一生身體力行，履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王元化先生一起提倡“有學術的思想、有思想的學術”。先生晚年欣然出任上海電視臺《大師》欄目學術顧問，抱病工作，幫助欄目選題、策劃、審稿，弘揚學風、啟迪社會。

朱維錚先生在學術界、思想界奮斗了半個多世紀，從未離開過復旦大學。他的生命、思想和情感已經與復旦融為一體。他獨立思考、求索真理的批判精神，光明磊落、襟懷坦蕩的史家品格，嫉惡如仇、剛直不阿的學者風骨，是復旦人永遠的精神財富，必將指引復旦的文史傳統發揚光大，激勵全校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道路上闊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