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馬國川：那么能不能說，滿清是由革命黨推翻的呢?

余英時：也不能說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變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義，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滿清說垮也就垮了，于是民國成立。

事實上，民國轉換并沒有經過一個很嚴重的革命，絕不能跟法國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沒有什么暴力，是社會成本很低的一場革命，結果也并不壞。早期的議會是相當認真的，很有效力。否則，宋教仁就不會被袁世凱暗殺了。所以幾十年后的國民黨時代，還有很多人懷念當年的議會。還有一點，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會有很大進步。清末江蘇、浙江一帶新學校紛紛出現，都是地方鄉紳們搞起來的，不是朝廷的貢獻。

人民的自發性很重要的，如果沒有自發性，社會根本不可能前進。只要地方的領袖有開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會有許多進步。這些進步不是依靠政府發命令搞出來的。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也要從這樣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過分集中在集權體制上。

馬國川：有人說，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國的憲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這種說法有無道理呢?中國有無可能不經過革命的劇變，卻經由立憲運動逐步演化為憲政體制?

余英時：這種觀點我不大能接受，持這種觀點的許多人有意無意地對舊體制有些迷戀。

馬國川：其實，慈禧晚年也很清楚，一方面她在大張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權力聚攏到滿洲貴族手里了。

余英時：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經過革命的劇變。舊體制某種程度解體以后，新的東西才能出現，但是并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當初，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國大陸恭維，可是1989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年紀念前夕，西方史學家，從歐洲大陸到英、美，都對它的暴力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責。暴力導致法國直到今天政治還沒有完全安定，而英國自從國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臺以后，再也沒有別的暴力革命。美國除了內戰之外，后來也沒有再發生流血革命。

馬國川：英國、美國之所以能夠避免暴力革命，是因為它們建立了民主體制。

余英時：民主政治與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循環完全不一樣，歷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開始時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權力，最后非要給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臨死前只有哀嘆，希望子子孫孫不要生在帝王家!各個王朝壽命長短不一，總是要經過流血改朝換代，再流血再改朝換代，永遠在封閉的系統里循環，以萬千生民的鮮血作為潤滑劑，沒有政治文明可言。

在國民黨時代，左派人士罵國民黨不搞民主，有個對聯寫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來，誰讓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天下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好對聯啊，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

人物資料：

余英時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潛山，曾師從錢穆、楊聯升，是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被部分學界人士認為是第3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升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律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時治學自史學起，后達至中西、古今貫通，其對儒家思想及中國道統文化的現代詮釋自成一體。他的中、英文著述多達數十種。《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傳承中有創新，其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為中外史學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參照系。

師承錢穆“從歷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的治學理念，余英時認為學術研究本身便具有內在的批判力，學者只要長期從事嚴肅的研究工作，他們的最后創獲自然會對政治與社會透射一種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作品

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