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

任繼愈，山東平原人，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中國社科基金宗教組召集人，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長。是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

中文名：

任繼愈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山東平原縣

出生日期：

1916年4月15日

逝世日期：

2009年7月11日

職業：

學者，哲學家，歷史學家，

畢業院校：

北京大學

主要成就：

國家圖書館館長

人物簡介

任繼愈字又之，山東平原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8年畢業。1939年考取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和賀麟，教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朱子哲學、華嚴宗研究、佛教著作選讀、隋唐佛教和邏輯學等課程，并在北京師范大學擔任中國哲學史課程。1955-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1956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新中國培養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負責籌建國家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長。1978年起招收宗教學碩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與北大合作培養宗教學本科生，為國家培養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致力于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曾多次在國外講學并進行學術訪問。

任繼愈于1987年至2005年1月年間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學術界的代表，王羲之藝術研究院學術顧問，當選為第四、五、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1999年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1991年6月，任繼愈先生應邀出席了在山東省廣饒縣舉行的“孫子學術研討會”，和其他150余名與會專家共同揭開了關于孫子故里的千古之謎，確定山東省廣饒縣即為春秋時期偉大軍事家、思想家、《孫子兵法》作者、兵圣孫武(孫子)的故里。會上，任繼愈先生被推選為中國孫子與齊文化研究會會長，并被聘為廣饒縣孫子研究中心特邀顧問。

任繼愈因病醫治無效，于2009年7月11日4時30分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3歲。

任繼愈先生一生簡樸，嗜好不多，除了酷愛藏書之外，就是一枚愛不釋手的漢玉把件雙面馬馱金。很為世人稱道。

學術主張

任繼愈先生把總結中國古代精神遺產作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用馬克思主義總結中國古代哲學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四卷本)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是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來，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哲學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他在《壽命最短的黃老學派效應長久的黃老思想》一文中，指出“司馬遷的《史記》把老子與韓非合在一起，寫成《老子韓非列傳》。古人曾指責司馬遷分類不當，認為老子不應與韓非擺在一起，其實兩家有相融相通處，《史記》的安排并不能算錯，而且是可以理解的。”[1]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把對佛教哲學思想的研究作為研究中國哲學的組成部分。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他連續發表了幾篇研究佛教哲學的文章，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這些論文后來以《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出版，成為新中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之命，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幾十年來，世界宗教研究所培養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繼《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之后，又主編《中國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國道教史》、《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

任繼愈先生第三項學術貢獻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說”，這一判斷根本改變了對中國傳統文化性質的看法，是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本來面貌的基礎性理論建樹。這些年來，“儒教是教說”逐漸得到學術界理解和贊同。

任繼愈先生的第四項學術貢獻，是領導了大規模的傳統文化的資料整理工作。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任繼愈先生就領導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整理和編纂工作。全書106冊，1.02億字。目前，《中華大藏經(下編)》也已經啟動，預計2億-3億字。同時，任先生又主持編纂《中華大典》，預計7億字。

任繼愈先生的第五項學術貢獻，是始終堅持以科學無神論為思想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堅持宗教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用無神論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論，抵制各種打著科學和民族文化旗號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領導下，創辦了建國以來、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以宣傳無神論為宗旨的雜志：《科學與無神論》。

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老子全譯》、《老子繹讀》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國哲學史》(4卷本)、《中國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詞典》、《中國哲學發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還主持《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編輯出版工作;主要論文收集在《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和《中國哲學史論》中。

刊行著作

一、專著

《老子今譯》(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

《魏晉玄學中的社會政治思想略論》 1956(合著)

《范縝“神滅論”今釋》 1957 (譯注)

《墨子》1961 (專著)

《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

《老子新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訂本)

《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國佛學論文集》 1984 (合著)

《中國哲學發展史》1985 (專著)

《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年11月)

《佛教史》1991 (專著)

《老子全譯》(巴蜀書社，1992年)

《漢唐佛教思想論集》 1994 (專著)

《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

《佛教與東方文化》 1997 (專著)

《墨子與墨家》(商務印書館，1998年12月)

《天人之際》 1998 (專著)

《墨子與墨家》 1999 (專著)

《任繼愈自選集》 2000 (專著)

《竹影集》(任繼愈自選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

《任繼愈禪學論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8月)

《皓首學術隨筆·任繼愈卷》(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老子繹讀》(書目文獻出版社，2006年12月)

二、主編

《中國哲學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

《中國哲學發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

《佛教經籍選編》1985 (選編)

《中國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

《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增訂本)

《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7月)

《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 1993 (主編)

《中國哲學史通覽》 1994 (主編)

《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1996 (主編)

《北京圖書館同人文選·第三輯》 1997 (主編)

《禪宗與中國文化》1997 (主編)

《宗教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8月)

《儒教問題爭論集》 2000 (主編)

《中國藏書樓》 2001 (主編)

《宗教小辭典叢書》 2001 (主編)

《齊魯人杰叢書》 2001 (主編)

《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2002 (主編)

《中國國家圖書館碑帖精華》 2002 (主編)

《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宗教學》 2002 (主編)

《佛教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中華大藏經》 2004 (主編)

《墨子大全》 2005 (主編)

《新版宗教史叢書》 2006 (主編)

《國際漢學》(1-16輯 ) 1998-2007 (主編)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2008 (主編)

《中國文化經典》2008 (主編)

《中華大典·哲學典》 2008 (主編)

發表文章

一、論文

韓非的社會政治思想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55年04期)

從“內經”看中醫的理論基礎(《江西中醫藥》1956年06期)

魯迅同中國古代偉大思想家們的關系(《科學通報》1956年10期)

魏晉清談的實質和影響(《歷史教學》1956年10期)

禪宗哲學思想略論(《哲學研究》1957年04期)

春秋時代天文學和老子的唯物主義思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59年04期)

論老子哲學的唯物主義本質——兼答關鋒、林聿時同志(《哲學研究》1959年07期)

天臺宗哲學思想略論(《哲學研究》1960年02期)

莊子探源——從唯物主義的莊周到唯心主義的“后期莊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1年02期;《哲學研究》1961年02期)

法相宗哲學思想略論(《哲學研究》1962年02期)

老子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教學與研究》1962年02期)

墨子生卒年簡考(《文史哲》1962年02期)

關于《物不遷論》—一篇形而上學的佛學論文(《學術月刊》1962年02期)

孔子——奴隸社會的保守派、封建社會的“圣人”(《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2年04期)

莊子探源之四——“后期莊學”(內篇)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2年05期)

孔子的“仁”的保守思想中的進步意義(《學術月刊》1962年07期)

王弼“貴無”的唯心主義本體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3年03期)

關于《不真空論》(附今譯)(《學術月刊》1963年03期)

如果老子是唯物主義者(《哲學研究》1963年06期)

李筌的唯物主義觀點和軍事辯證法思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3年06期)

孔子講的“仁”能不能是人類普遍的愛(《學術月刊》1963年08期)

研究哲學史首先要尊重歷史(《哲學研究》1963年04期)

儒教的再評價(《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02期)

宗教研究與哲學研究(《青海社會科學》1982年05期)

中國文化的特點(《承德民族師專學報》1985年01期)

道家與道教(《國土資源高等職業教育研究》1987年03期)

禪宗與中國文化(《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02期)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五臺山研究》1990年03期)

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學術研究》1991年01期)

從中華民族文化看中國哲學的未來(《哲學研究》1991年11期)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哲學研究》1992年01期)

中國哲學的過去與未來(《中國哲學史》1993年03期)

弘忍與禪宗(《佛學研究》1994年01期)

李贄思想的進步性(《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年05期)

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齊魯學刊》1994年06期)

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的繼承和發展(《齊魯學刊》1996年02期)

老學源流(《尋根》1996年02期)

中國哲學史的里程碑──老子的“無”(《中國哲學史》1997年01期)

天臺宗與中國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02期)

齊文化的產生和研究齊文化的意義(《濟南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01期)

郭店竹簡與楚文化(《中國哲學史》2000年01期)

中國傳統文化的光明前景(《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李贄的悲劇結局(《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04期)

朱熹格物說的歷史意義(《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01期)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2001年01期)

宗教學理論研究不能脫離實際和現狀(《中國宗教》2001年02期)

談談孝道(《人民日報》2001年7月24日)

五臺山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五臺山佛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上的講話(《五臺山研究》2002年03期)

李贄改革悲劇給后人的啟示(《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06期)

說忠孝——儒學的回顧與前瞻(《紀念孔子誕生25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卷一，2004年)

無神論教育與科教興國——2003年11月28日在中國無神論學會2003年學術年會上的講話(《科學與無神論》2004年01期)

中國封建社會忠孝規范的歷史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1月29日)

對忠孝傳統應給予新評價(《北京日報》2004年2月23日)

現代文明與宗教對話(《中國宗教》2004年12期)

漢字識繁用簡的必要與可能(《光明日報》2006年5月17日)

再談儒家和儒教(《北京日報》2007年3月12日)

再談儒學(《中國文化報》2007年4月26日)

《墨子·非攻》讀后

二、序跋

《中國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論集》序(《哲學研究》1983年06期)

《印度佛教史》漢譯本序(《晉陽學刊》1984年05期)

《五臺山古詩選注》序(《五臺山研究》1987年01期)

《中國佛性論》序(《哲學研究》1988年06期)

《禪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序(《哲學研究》1989年11期)

《陰符經素書釋義》序(《中國道教》1992年03期)

《蘇軾禪詩研究》序(《佛學研究》1995年01期)

《中國儒教史》序(《中國哲學史》1997年04期)

《惠能評傳》序(《中國哲學史》1999年03期)

《湯用彤全集》序二(《中國哲學史》2001年02期)

《十六國帝王列傳》序(《文史月刊》2003年01期)

對中國儒教的全面剖析——《中國儒教論》序(《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5年12月1日)

三、隨筆

熊十力先生的為人與治學(1988年)

有關蔡元培校長幾則軼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02期)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散記(《北京日報》2006年4月3日)

任繼愈訪談

他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極少數的幸運者，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未被湮滅，他在學海中浮沉，為教育盡力，被毛澤東譽為“鳳毛麟角”。

初春的陽光潮水般涌進窗戶，暖暖地鋪在地板上，包圍了房間里的25個巨大書柜和藤椅中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國學大師任繼愈先生。

時間在這位再過兩個月就將年屆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現出了無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羅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條河流》。2005年4月14日，經任先生再三要求終于從擔任了18年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歲生日的前夕。現在，棲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溝一個普通大院里的國學大師依然不得清閑，盡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視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習慣了每天早晨4點起床，一直工作到8點，孜孜不倦地從事著兩部鴻篇巨制的總編纂工作：《中華大藏經》歷經15年的嘔心瀝血，已經完成了106卷1.2億字，續編恐怕還有三四倍的字數，剛進行了一年;皇皇7億字的《中華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此項工作已進行了十年，剛完成三分之一……

“我始終記著我的老師熊十力先生的勉勵：‘做學問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學者，要像上戰場一樣，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其心，艱難挫折不能亂其氣。’”大半個世紀以來，任繼愈正是如此身體力行。

作為一名傳統知識分子，他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的20世紀，這種巨大的世紀動蕩促使他探尋人的價值、社會發展的方向以及中國現代化的軌跡。他以驚人的興趣和精力廣泛研究哲學、神學、歷史、文學等等，并且在相關領域成就卓越，《漢唐佛教思想論集》(1963年)、《中國哲學史》(1979年)、《宗教大詞典》(1981年)、《中國道教史》(1990年)、《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等學術著作為他贏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廣泛的敬意。他同時創造了一個“奇跡”：他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極少數的幸運者，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未被湮滅，他在學海中浮沉，為教育盡力，被毛澤東譽為“鳳毛麟角”。

任的學生使用了“三個階段二層角色”來確認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后兩個階段他一方面做“學者”，從事著價值中立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擔任“行政領導”，他追求著與時俱進。

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生于山東省平原縣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種像巴金筆下《家》的味道、北方傳統的封建主義大家庭”。任少小離家，進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讀書，并于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湯用彤、熊十力、賀麟、錢穆諸教授。“七七事變”后，北大南遷，任繼愈隨校輾轉至湖南衡山腳下的北大文學院，半年后又遷往設立在云南蒙自縣的西南聯合大學。他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湘黔滇旅行團”，300學子耗時兩月，一路風餐露宿，行程達1300多公里。“這次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中國農村的貧困和敗落。”任繼愈后來寫道。正如哲學起源于驚訝一樣，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繼愈深深地思慮并嘆服于這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所具有的韌性——其時，抗戰的重擔全壓在了中國農民身上，而中國農民的狀況又如此堪憂，但我們卻最終勝利了，這是為什么呢?任繼愈遂起了研究中國哲學之心。

1942～1964年，任繼愈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致力于哲學普及的工作。其間，于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忽然把任繼愈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的書我都看過。接著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毛詢問任，北大有沒有人研究宗教，任說除他搞佛教研究外，還沒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問，道教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有沒有人研究。任回答說，基督教也沒有人專門研究。毛又問，你們哲學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說師生加起來有500人。于是毛說，500人一個系怎么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任繼愈于1964年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擔任該所所長達20余年。文革期間，國家和個人都在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任繼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陽的干校，由于勞累過度和所處環境光線太暗，一只眼睛患了嚴重的眼疾……

回京之后，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復建制，任繼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80年代，他重新提出“儒教說”，并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專門成立了一個儒教室。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維系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為了從各個方面論證這一觀點，從1980年的《從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國哲學與中國宗教》、《儒教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儒家個性與宗教共性》、《儒教是人倫日用的神學》，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攏》、1986年的《重視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學術專著，任繼愈撰寫出一篇篇重要文論自圓其說，學界則公認其思想觀點打破了“五四”以來“中國無宗教”這一流行觀點，觸及到了中國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問題，漸漸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

在寫作、授課同時，任繼愈以年邁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古籍資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坐擁書城，傳播知識和文明——他視之為一位嚴肅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

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任繼愈曾請人刻了一枚圖章，他刻的是“不敢從心所逾”。這是他的一個原則，他說，“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著亂嚷嚷，不要跟著瞎說，免得自己后悔。”

他窮其一生研究個體和群體。他喜歡使用“群體認識論”這個詞語。他說：“離開群體，個人在歷史的大趨勢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他喜歡斯賓諾莎的一句話：“為真理而死不容易，為真理而活著就更難!”

他又說：“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和任繼愈這樣的國學大師促膝而談，請教知識、文明、人類、現代化以及宗教這些犀利明亮的問題，其言說令人如沐春風。然而，作為采訪者則內心充滿矛盾。想盡可能多問一些問題，但又不忍過多耗費老人精力;想盡可能獲得他的人生故事和獨特經驗，但很難憑借一面之緣走進這位智者博大而保守的內心世界。漫長人生的歷練使得這位長輩確如一條河流，從來不在某一個細節上停留，其波瀾不驚的言說往往事后方讓人悟出玄機。他尊重每一個來訪者，穿西服，打領帶，親切握手，選擇角度配合拍照，整整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他始終腰板挺直，雙腳合攏，雙手置膝，精氣神十足。他年輕時喜歡運動，初中打籃球，高中打網球，大學打乒乓球，球越打越小，至今仍是“多讀書，多睡覺，多用腦”，從不擔心健康問題。他以耄耋之年關注新鮮事物，上網沖浪，并希望記者通過電子郵件和他保持聯系。他喜歡散步和聽音樂。他思路清晰，言語溫和，做事認真，當談到《中華大藏經》時，堅持從高高的書架上親自取下一部厚厚的“磚頭”，站在記者身邊一一指點。他關心青年，樂意為青年服務，在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堅持為讀者鋪紅地毯，而自己辦公則因陋就簡。和這樣一位高人單獨坐在一間干凈的屋子里談話是一種幸福，作為采訪者、交流者、聆聽者和受益者，記者無以言表心中的敬意，只好臨別時向這位紳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以下為訪談部分——

圖書館應服務于社會大眾

記者：您擔任了18年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與前任如馬敘倫、梁啟超、蔡元培、丁西林諸公相比，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任繼愈：梁啟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圖書館來了，他說，我們這個圖書館的任務應當區別于一般公共圖書館，性質屬于貴族圖書館。“貴族圖書館”這個名稱未必妥當，但梁氏提出，國家圖書館的性質應當區別于一般公共圖書館。今天，我們這個圖書館實際上是國家總書庫，為國家提供各個方面的資料參考。我也是靠圖書館成長起來的，受圖書館的恩賜，所以要回報社會，盡可能做好服務工作。圖書館與博物館不一樣，書要使它發生社會效益，要給人看，書讓人看不到，就沒有意義。我們的鎮館寶書之一《趙城金藏》，是當年八路軍趕在日軍動作之前保護下來的，非常珍貴，我主張公開出版，制作成書給大伙兒來讀。圖書館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我們國家圖書館一年365天開放，目的就是為了方便讀者，即便到了節假日，他們照樣也可以來這里看書。讀書應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記者：那么您如何對付孔乙己?

任繼愈：嗬嗬!不但有孔乙己，有的還是高級知識分子呢。他們不但在我們這里竊書，就是在大學圖書館里也干這種事。我們這里的書一般都很貴重，外文原版書五六百塊錢一本，有的人沒錢買書，就用刀片把書中某些地方裁走，弄得書里到處開天窗。竊書是一種社會病，畢竟占極少數，加以注意就行了，國外亦如此。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皆不可或缺

記者：作為國學大師，您認為傳統文化該如何繼承和發展?

任繼愈：人類的發展史和人們認識事物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總的趨勢是不斷進步，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論如何博大精深，總是歷史遺產，不可能已達頂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歡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離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圖》《洛書》等一些古典文獻或傳說捧為至高無上的經典。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看，有兩種錯誤地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虛無主義或取消主義的態度，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把它們統統歸之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國的貧弱和目前中國存在的困難歸咎于傳統文化;二是全盤肯定。這兩種表面上極端對立的態度，其后果則是一樣的，既曲解了我國的傳統文化，也妨礙了建設新文化。在目前的國情下，后面這種態度更為有害，更值得我們注意。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來看，任何事物總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況是數百、數千年的文化遺產?我們在肯定古代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時，不能不承認其中有許多錯誤的東西，這不足為怪，也不足為諱。否認這些缺點就不是科學的態度了。把傳統文化封閉起來，無限拔高，拒絕批判與揚棄，拒絕吸收現代科技成就來改進，最后一定是斷送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繼承的基礎上才能創新。只有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才能繼承人類精華部分為我們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東西，使之重現輝煌，再攀高峰，這才是真正熱愛祖國傳統文化遺產的正確做法。

任繼愈：我們的存在是一個奇跡。文化總是在一定地區、國家、民族繁衍出來的，文化本身是很難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須寄生在政治實體之上才能發展。中國自秦漢以后，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國，它能給文化以很好的保證，這是其他文明古國所不具備的。比如綜合國力保證，長江、黃河一直是華夏民族的棲息地，強大的綜合國力提供了一個固定的生存、活動與表演的舞臺。又比如當家的，有漢族也有非漢族，漢族當家，非漢族也參與政權，非漢族當家，漢族也參與政權，這種共同參與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強。中華民族正是緣于血緣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聰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混血兒。再者，封建經濟雖然是封閉的，但國家的統一，使得內部具有互補性。長江、黃河盡管歷史上災荒不斷，但在國家的統一治理調節下，人民遭受水災可以避荒自由流動，然后還可以再回來。統一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抵抗外來侵略。

記者：牽一發而動全身。

任繼愈：對。大國之大事實上是一個很珍貴的遺產，是一個優勢。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國，使得我們自秦漢以后長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繼承了春秋以來的文化傳統，不斷地發展，形成華夏文化，或者叫中華文化。古代傳統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這成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一直維護的核心價值觀。過去我們強調“敬天法祖”，商、周以來一直如此。中國人十分看重祭禮，認為它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這在無形中也增強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

記者：“忠”“孝”文化對于古代社會的意義是什么?

任繼愈：古代社會是小農經濟，倡導“忠”“孝”的價值觀是有必要的。對于一個家庭而言，家長是核心，是主要生產者，具有決定權，一家不能無主，必須要有“孝”的價值觀予以健全。但是進入現代社會，要以法治國，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這種家長制文化有時成了障礙。好比下棋，象棋有象棋的規則，圍棋有圍棋的規則，如果總是以一條標準來衡量現代事物，就搞成了一言堂，破壞了法治，現代的貪污腐敗，往往跟家庭、家族有關。

記者：但是我們欣喜地看到，在現代制度的保證下，即便韓國當年在任總統金大中，也不能庇護他有貪污問題的兩個兒子免遭牢獄。

任繼愈：這是現代化的一個標志。其實中國自林則徐開始，就意識到國家存亡必須現代化，此后百余年來幾代人一直在做這個事情。中國的趨勢是現代化。

記者：在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上，我們經歷了50年代的“大躍進”和后來的“文革”，您是否認同文化界有關“60年代斷代”的說法?如何去修補呢?

任繼愈：我不贊同“60年代斷代”這個說法，它不符合歷史。文化的發展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往往需要回過頭來才能看得比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續不斷地發展，不能一刀兩斷……中華民族走到今天，進進退退，但總的來說，是在前進，雖然走過了一些彎路，這也是在所難免的。

我打一個比方，一個小孩子從不會說話到五六歲時學會了撒謊，撒謊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但畢竟是從無知到有知。原始的淳樸并不可貴，原始社會沒有偷盜行為，你不能因此說這種習慣就是道德高尚，一個人明白了金錢的好處而不偷，這才是道德高尚。舊的東西不破除，遺留下來，就容易變成“愚昧的外衣”。

歐洲的現代化經歷了三四百年的歷史，我們付出了二三十年的時間為代價，并不太吃虧。中華民族的一大優點就在于及時自我糾錯，然后繼續前進。

研究宗教與哲學不再陷于盲目性。

記者：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宗教學者，您認為宗教在中國這個人文主義傳統十分濃厚的國度表現出了怎樣的特質?

任繼愈：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宗教。可以說，文化的起源來于宗教，一點都不過分。西方古典音樂是教堂音樂，達·芬奇的壁畫也是宗教畫。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們考慮生前死后的事情，于是就產生了宗教。我們發掘古墓，發現里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鍋碗，也有生產工具，如弓箭、紡錘，這是古人想像中死后也要過現實的生活。

記者：那么，中國的這種宗教精神與以孔子學說為主干的儒教有何關系?

任繼愈：儒教也是宗教，而且是中國式的宗教。歷史上天主教來中國好幾回都沒站住腳，它被儒教排斥了，因為它唯一主張“敬天”，而儒教主張“敬天法祖”。后來基督教在中國站住了腳，是因為鴉片戰爭后打進來的，有大炮保護它。

記者：宗教在今天的現實意義是什么?

任繼愈：它具有安慰的作用。不過，它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人們不一定非靠宗教不可。

記者：宗教與哲學的關系呢?

任繼愈：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動物吃飽喝足之后就安靜了，人的好多問題卻是在吃飽喝足之后產生的。人需要關心最后的結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決這些問題有兩個途徑：一是宗教，另一個是哲學。宗教給人保證，保證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沒有任何懷疑;而哲學是理性思維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脫的道路，但不保證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脫，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學關注生存群體的解脫，關心集體，關注弱勢群體，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情懷。

記者：哲學對于您自身的意義何在?

任繼愈：多想想別人，少想想自己，多幫助別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機遇和外部環境條件。我在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成績不是最拔尖的，不過也不是最差，算個中等。但是我有上學的機會而別人沒有，這是我的機遇。后來我考上大學，這也是我的機遇。別人將求學的機會讓給了我，我應該回報社會。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從里面舀水，你還得往里面加水，這桶水才不會枯竭。

記者：研究哲學對今天有何現實意義?

任繼愈：人類自從認識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獨特價值，就開始了對社會、對個人的作用進行探索。人類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萬年以上的歷史，而人類認識自己，探索社會成因，如何在群體中生活，建立人際關系的規范，最多不過幾千年。這就是說，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歲月中，哲學萌發得很遲，但它又是人類文化中最精華的部分，最有價值的部分。迄今為止，世界上許多民族有文化、有藝術而沒有哲學。沒有文字就沒有哲學，因為哲學是高度抽象思維的產物。至于人類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的時間就更短了，那是馬克思主義的發明創造，使人們找到了一個有效的工具，用它來觀察歷史現象，分析社會現象，研究社會發展規律、歷史進程方向，從此不再陷于盲目性。

人生是萬米長跑，不要只看到100米

記者：90年彈指一揮間，回想起來卻不是那么簡單，您對自己的人生有何評價?什么事情會讓您刻骨銘心、耿耿于懷?

任繼愈：我的人生總的來說比較樂觀。以我的親身經歷來看，近百年來，中國始終是在進步的，至于其中我個人的一些挫折和得失，是不重要的……

我認為，解除愚昧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要求，而現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趨勢。

不現代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從中世紀到現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很難，歷經磨難，但是值得。我現在不大放心的是，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迅猛發達，但是對人文科學重視不夠，對社會科學重視不夠，人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問題解決不好，邪教就會趁虛而入!

記者：今天的環境的確充滿了變數，作為長者，您認為中國青年應如何尋求自身定位，更好地生存?您對年輕一代的忠告是什么?

任繼愈：我在教書的過程中深有感觸，現在的青年對實際利益看得過重，空想太少，不夠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輕人要經得起吃苦，培養獨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張年輕人在解決生活問題之后，眼光要放長遠一點，要有自己的個性。人生是萬米長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顧眼前利益。年輕人現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慮今后的發展，考慮自己是否能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為社會做出貢獻。

年輕人要有一點理想，甚至有一點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現實了，一個青年太現實了，沒有出息。只顧眼前，缺乏理想，就沒有發展前途。這個地方工資待遇1000元，那個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換工作崗位，不考慮工作性質，缺乏敬業精神，這很不好。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遠大理想。沒有遠大理想的青年沒有發展前途;沒有遠大理想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會被淘汰。

記者：青年如何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任繼愈：一個民族的文學、史學、哲學、宗教最能體現這個民族的性格和風格。年輕人應多了解祖國的歷史，中國的歷史文化從古至今綿延不絕，只有我們中國人才有這個條件，美國人就沒有，寫到200多年以前，他們就寫到歐洲去了。不管你是學理的，還是學文的，都應該對民族的歷史有所了解，這樣才能知道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優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樸素可愛。

培養人才不是蒸饅頭

國家圖書館的“博士生文庫”收錄了近些年全國的博士論文。有選擇地讀了一些，發現問題多多。很多文章語句不通，基本的標點符號都用錯。大家都覺得現在博士生論文的質量下滑得很嚴重。有人感嘆：注重考知識而不注重培養能力的學校教育、量化的培養方式已經使得我們的人才素質整體下降。

現在的研究生大多學制三年，三年內要求每人都發表文章，還要在指定的核心刊物上發。三年時間，實事求是地講，第一年學外語要花很多時間，第二年進入專業學習，第三年開始聯系找工作。很多研究生連基本的專業知識都尚未掌握，就開始寫論文，然后托關系找刊物發表文章。各學校對于研究生的培養有許多不切實際的量化規定，可是如果現在每年上萬的研究生都要在核心刊物發表文章，刊物又如何夠用?如果每篇博士論文都在10萬字以上，又如何能保證其中不摻“水”?

量化應該有一定的限度，產品的規格可以量化，但不是什么都可以量化。比如《紅樓夢》寫一個女子的外貌，不能說眼睛多少厘米，鼻子多高，腰圍多少。培養人才，不能完全用量化的標準來衡量。我帶研究生，就是要求他們閱讀指定的書，寫讀書筆記，然后定期進行檢查，從不硬性規定他們發表文章。

社會普遍反映現在的博士不如從前的大學生頂用，學位貶值已經成為一個大問題。培養人才不能像蒸饅頭，個個都一樣。比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各有各的特點，在人才培養方式上也應該有所不同。自然現象比較客觀，可以通過實驗，反復觀察;研究歷史和社會現象，只能在社會運動中去觀察、認識，只能在極小范圍內搞實驗。因此，我們不能套用理工科研究生的培養方式來培養社會科學人才，反之亦然。

而且，人的天性稟賦是不一樣的，用一種模式培養人才，只會削足適履，造成“南橘北枳”的結果。

任老年譜

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先生出生于山東平原縣。

他畢業于山東濟南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學(現大明湖小學)。在那里，曹景黃先生為他打下了閱讀古漢語的基礎，使他終生感念。

任繼愈先生中學就讀于北平大學附屬中學。期間，他遇到了幾位對他的國文功底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老師：任今才、劉伯敭、張希之。在他們的影響下，任繼愈先生開始閱讀胡適、梁啟超、馮友蘭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層次的思想啟蒙。最讓任繼愈先生難忘的是，北平大學附屬中學不提倡“讀死書，死讀書” 而且對學生的戶籍、愛好和身份都無限制。

最初，任繼愈先生的學習成績只是中等偏上，考試成績并不是最好的，但是他每次考完后，總要檢查錯在哪里，就像下圍棋復盤一樣，這成為他求學生涯中始終堅持的習慣，也因此學習成績越來越優秀。

1934年，任繼愈先生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西方哲學。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奉命遷到湖南長沙，半年后又奉命遷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大。

時在北大哲學系讀書的任繼愈先生報名參加了由長沙出發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經過了體檢、寫志愿書、打防疫針等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師生開始了這次“小長征”。

在這次歷經60余天、1400多里路的旅行中，任繼愈先生充分接觸到了社會最底層的普通民眾。國難當頭，生活于困頓之中的民眾卻能舍生取義，拼死抗敵，此種精神使他深受震撼。中華民族在危難中不屈的精神從何處來?從那時開始，他的人生理想和學術追求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轉變。

西南聯大濃厚的學術氛圍，為任繼愈先生日后學術研究和知識積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的研究方向也從西洋哲學轉向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他還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潛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戰的抗戰精神，潛下心來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堅信，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尋的答案。

1938年，任繼愈先生從西南聯大畢業。1939年，他考取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和賀麟教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任繼愈先生畢業并獲得碩士學位。

1942至1964年，任繼愈先生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朱子哲學、華嚴宗研究、佛教著作選讀、隋唐佛教和邏輯學等課程，并在北京師范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1956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55至1966年，任繼愈先生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

1956年，任繼愈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主席與任繼愈先生之間進行了一次關于宗教問題的談話。當毛澤東主席聽說任繼愈先生在北京大學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搞佛教研究后，便稱他是“鳳毛麟角”，并對他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

1964年，任繼愈先生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該所所長。這是中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任繼愈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職期間，與北京大學聯合培養宗教學本科生，為新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

“文化大革命”期間，任繼愈先生被送往河南信陽干校接受“教育”。由于種種原因，他的右眼患了嚴重的眼疾，以致失明;左眼視力也受到了損害。

“文革”結束后，任繼愈先生從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恢復了原有的建制，并先后成立了中國宗教學學會和中國無神論學會，任繼愈先生同時兼任兩個學會的會長(理事長)。

1978年，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無神論學會成立大會上，任繼愈先生提出了“儒教是教說”。此后，他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專門成立了儒教研究室。

1978年起，任繼愈先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和哲學組召集人，國家古籍出版規劃小組委員，中國西藏佛教研究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社會科學基金宗教組召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譽所長;作為學術界的代表，當選為第四至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7年起，任繼愈先生擔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1999年，任繼愈先生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2001年，任繼愈先生擔任“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公益系列廣告”之長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他親自審定，他的“完美真實地將祖先留下的杰作傳給子孫后代，是華夏兒女共同的責任”的告誡，震撼著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心。

任繼愈先生曾先后到尼泊爾、日本、加拿大、美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南斯拉夫、印度、巴基斯坦、厄瓜多爾、埃及等國訪問講學，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作出了貢獻。

2005年4月14日，在他本人的再三要求下，任繼愈先生從擔任了18年的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改任名譽館長。

任繼愈先生一生堅持真理，追求進步，畢生為中華民族的強盛而奮斗。他把傳統的賢人風范轉化為新時代的知識份子情操，把傳統道德的忠孝轉化為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為人與為學都是中國學者的典范。

一生低調不圖虛名

孫家正(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文聯主席)

任繼愈是國家圖書館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館長。文化部原部長孫家正曾評價說：“任先生是圖書館界的一面旗幟，作為一名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這面旗幟和國家圖書館的地位是相稱的，把許多專家學者、知識界以及社會上關心圖書館事業的人們吸引、聚集到這面旗幟下，大大提高了國家圖書館崇高的學術地位、文化形象。”

杜繼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在學術上，任繼愈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具有開創意義。杜繼文說：“他特別能采取平等的態度來研討，跟學生在一起也特別隨便，從來不會用自己的身份強迫別人接受他的觀點。”任繼愈90歲生日時，學生想為他做壽，但是他并沒有同意，只是進行了一個很低調的學術研討會。“任先生始終都把自己當成一個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沒有任何特別的特點，可是這也就是他最特別的地方。”

陳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

作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的任繼愈，在國圖有很高的威望。陳立透露，以前每次參加國圖的會議，任老說的最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讀書。“他還曾幽默地說過，國圖博士論文廳中有句話是《楚辭》里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任老笑稱應該把這話換掉，免得讀者覺得在國圖里查資料要東奔西跑，國圖也要給讀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務。”陳立認為，任老一生處世低調，不圖虛名，“他生前曾交待過幾件事，不出全集、不過生日、過世后不進行很隆重的告別儀式。”

李申(任繼愈的學生、上海師范大學哲學教授)

李申認為，他不僅是研究讀點校，他總是親力親為，從中國哲學的大家，也是一位不做‘掛名主編’。”李申說，每全方位地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辭去國家圖書館任老辦公的學者。“特別是對于古籍文獻整理，任老有著自己的原則。從做選題、寫提綱到審稿任老都要一本本看過。”

-主要著作

《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任繼愈自選集》、《墨子與墨家》、《韓非》、《老子新譯》、《天人之際》、《念舊企新》、《任繼愈哲學文化隨筆》、《竹影集》等;與人合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等;主編有《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哲學典》、《中華大典宗教典》、《中國哲學史》(大學教科書)、《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等。

-生平簡介

1916年4月15日出生于山東省平原縣

193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

194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碩士)

1942-1964年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

1964—1985年任中國科學院(現屬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教授

1987—2005年1月任國家圖書館館長

-任老語錄

1.如果沒有社會的培養，就沒有個人的成才。我從不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勞記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歲的時候編《中國哲學史》，當時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別人，也一樣能編出來。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學家了，這和我的實際情況不符。

2.文化建設，首先要有文化的積累。現在的青年人讀古書已經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們花費更多工夫。在這方面，我們這一輩人還有一些優勢。我們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3.不出全集，是因為我自己從來不看別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數專門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會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費財力、物力，耽誤人家的時間。

4.年輕人要有一點理想，甚至有一點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現實了，一個青年太現實了，沒有出息。只顧眼前，缺乏理想，就沒有發展前途。……不考慮工作性質，缺乏敬業精神，這很不好。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遠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