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愛戰勝時間抵住流年

他是哲學界巨擘，為了“五四運動”提倡的科學與民主，他在白色恐怖中以一支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最終遭迫害。在他不幸人生中唯一幸運的是遇到她，那個為愛永葆熱情的女子。

她像一陣風，吹醒了夢中的呢喃

1945年10月的一天，夏君璐打開位于重慶黃桷埡小鎮的家門，迎接三姐歸來。她的目光鎖定在三姐身旁的男子身上：一身土黃色卡其布軍裝，筆挺的希臘鼻，深沉的眼睛，一蓬亂發任性地搭在額頭上。他是三姐的同學，在西南聯大讀研究生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趕赴印度訓練，日本投降后退伍，憂國之心讓他無心返回校園，想盡快在輿論界謀一個職位。因當時的國民政府設在重慶，他便暫時來夏家落腳。

他不高大，也不算英俊，可夏君璐對他莫名地熱切起來。白天，她不顧自己是路癡，自告奮勇帶他同游黃桷埡；晚上，她向他請教鉛筆畫，和他一起吟誦李白的詩句。他才氣過人，17歲就出版了40萬字的譯著《邏輯基本》，考入西南聯大后，成為金岳霖最得意的學生。在夏君璐眼里，他溫文爾雅，舉手投足之間盡是風流。一周后，他搬去重慶，在獨立出版社開始政論寫作，只知“讀書、思想、辯論”的他并不知道，這個靈秀淡雅的高中女生，已對他一見鐘情。

勇氣在身體里醞釀，全家準備搬到重慶城里時，夏君璐借機給他寫了第一封信：“殷學士福生兄：星期六（一月十二日），決定搬進城。兄來舍下請到中一路167號。您有一個布口袋在我這里。”那時，他還叫殷福生。信末，她刻意寫了邀請他的理由，頗有些此地無銀。

他像兄長一樣，送給她書，送給她小兔子。“自從幼小，家道中落，沒有得到什么家庭的溫暖”，這使他性格孤僻，生活中常常一天說不上幾句話。她不管，憧憬著、盼望著，接二連三給他寫信。像一陣風吹醒了夢中的呢喃，不知怎的，情感爬進各人的心里。她說“福生”不好聽，他便改名“海光”。

她使他向往，使他崇敬

他們的戀情遭到家人反對。夏君璐的父親夏聲曾追隨孫中山革命，在國防部任職。盡管他贊賞殷海光年輕有才華，可他認為“海光桀驁不馴，不易相處，過于憂國憂民，憤世嫉俗，感情走極端”，何況，他還大她9歲。為了阻止他們見面，父親把夏君璐安排到武昌學風最好的圣希理達女子中學就讀。而隨國民政府南遷，殷海光去了南京。

可距離讓愛情更加熱烈。她偷偷給他寫信，且越來越炙熱動人。她純潔、勇敢的愛讓他感動，他們通信越來越頻繁。因她就讀的學校對男女通信管理頗為嚴格，他不得不用了很多化名。“我每發信給您，像愚笨的學生交作文給先生看……但我是厚皮臉。”她是熱烈而奔放的，從不期而遇的相逢到心與心的撞擊，她斷定要和他活出一場淋漓盡致的人生。而他的信，始終內斂而矜持，“我總是用理智之閘把感情之水關住，尤其在我覺得雖然是好可是卻不應該的時候。”他一方面擔憂她受到家人的責難，另一方面，“國家是這樣危險，這樣亂”，個人的命運和前途也令他憂心忡忡。

因文筆犀利，他被《中央日報》聘為主筆，時代的洪流把他推上政治舞臺。她不希望他“偏袒國民黨”。可“說真話”又讓她非常擔心，切切地提醒他“不要過分，被打擊的滋味不會好受”。她也關心他的身體，叮囑他“常常日光浴，尤其清晨的最好，并且魚肝油不要忘記吃，應該隨身帶著”。

愛，奔騰著涌來，如水般澄澈，如山般蔥蘢，如月般皎潔，逐漸化解了他內心的矛盾。亂世中，她快速成長。他贊賞地說：“在我的頭腦中，您漸漸變成傳奇式的人物，使我向往，使我崇敬，也使我矜哀。”

1947年11月，金陵大學文學院聘請殷海光任教，因很受學生歡迎，他不到兩個月就升為副教授。他在信中，有了無限的暢想，“我希望有個賢淑的……有一個好的小家庭，有一兩個‘小土匪’，著一兩本有學術價值的書，種種花，栽栽菜，做個教授以終老。”對于愛，他羞于說出口，但信中的省略號，足以令她開懷。

他想辭掉《中央日報》主筆，專心做教授，可文章屢屢轟動，幾次遞辭呈，均不獲允。他心境不佳時，只有端詳她的照片，才能感到一點喜悅和希望。

不久，徐蚌會戰打響，殷海光以主筆身份親臨前線。面對“赤野千里，廬舍為墟”，他對國民黨的統治深感絕望，煎熬中寫出社論《趕快收拾人心》。文章對國民黨政權給予無情批判，令蔣介石大怒。

局勢越來越亂，通信變得艱難，收不到夏君璐的信，他心中十分惦念。1948年圣誕節，夏君璐收到一張圣誕卡，正面是一對小精靈坐在松樹枝上，內頁用英文寫著：“我愛我們兩個的小世界，只有你為我，我為你……但最重要的是，親愛的，我愛你！”讀到最后一句，她熱淚盈眶。回信中，她表明了決心：“你死，我死，有什么關系，只要我們永久地相愛。”

她像陽光，照著他心頭的冬天

《中央日報》已開始往臺灣省搬遷，再寫信時，他留的是臺北的新地址：“如果力量辦得到，我想在臺灣海邊做棟小房屋，在那兒沉思、讀書、寫文、種園。至少還希望和您一起在海邊散步，眺望那遙遠的海之境色。”他希望她“慢慢設法來臺”，投考臺灣大學。

1949年6月3日，在殷海光安排下，夏君璐抵達臺灣省。愛情的小舟在時代的大海中顛簸翻騰，終于平安進入基隆港。

因對當局的陳腐之氣愈發不滿，殷海光自覺無力扭轉，遂退出報界，在傅斯年邀請下，到臺灣大學執教。夏君璐也考入臺灣大學農化系，她的志向是畢業后做他的妻子，過他夢想中讀書、種花的生活。

殷海光終是放不下那份家國責任，在臺大授課之余，他和胡適、雷震一起創辦了《自由中國》，并兼任主筆。1953年，夏君璐畢業，他們正式結婚，3年后，女兒殷文麗出生。在溫州街的家，她盡情地種植、烹飪、飼養，他終于享受到家庭的溫暖。

《自由中國》推出的一系列社論戳到了國民黨的痛處，隨著“雷震案”爆發，編輯們被暗殺、被抓捕，殷海光也被特務日夜監視。書不能教，文章不能發表，人人談“殷海光”色變。“相對于我而言，臺灣已成‘絕地’，無法謀生。先如坐圍城，且無地容身，生活也日漸困窘。”沒有收入，只得靠夏君璐給人做衣服艱難度日。

即使這樣，她的愛仍然堅如磐石，在被軟禁的小院，他們挖池子、造假山，栽楊柳、種睡蓮。狹小的空間里，她為他開辟出無限樂土。院外，疾風驟雨；院內，恬靜幸福。在夢想的大莊園，他堅持讀書寫作，并完成多部著作，其中《中國文化的展望》成為現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獻。

“我的學問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越時代的頭腦與寶貴的經驗”，可自由被剝奪，思想無法傳承，殷海光因此長年心情郁結，不幸罹患胃癌。在學生們資助下，他做了手術，術后只能進食流質食物。于是，夏君璐在院里種了一小片麥子，每天早上給他打青汁；他瘦成皮包骨，無法走動，太陽挪到哪兒，她就把他抱到哪兒。她像陽光一樣，照著他心頭的冬天。

1969年9月6日，被禁錮11年之后，殷海光在夏君璐懷中含冤去世，年僅50歲。

殷海光的著作幾乎全部被查禁，當局試圖徹底抹去他的痕跡，夏君璐被迫帶著13歲的女兒遠走美國，隨身帶著的，是他們在戰亂年代中的兩百多封書信。在美國，她當傭人、做大廚，搬家十幾次，那些信件，全都保存完整。

2011年，《殷海光全集》18冊由臺灣大學出版社整理問世，《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編入其中。重新翻開那些泛黃的信件，記憶燦如花開，憶起初相遇的一刻，耄耋之年的夏君璐羞澀地說：“我愛他，從一開始就是這樣。”他們的女兒殷文麗則說：“假如有諾貝爾愛情獎，我覺得應該頒給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