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知的最早的聯語

過去的對聯研究者一般都認為，對聯始于春聯，而春聯是由古代的“桃符”變化而來的。中國古代慶祝新春時，有在兩扇門上，特別是在大門上貼桃符的風習。桃符，就是貼掛在門上的兩塊桃木板，上面畫有驅邪的“門神”，如“神荼、郁壘”二神的畫像。

對聯“聯話”的開山之作，清代梁章鉅(1775—1849)的《楹聯叢話》卷一，一開頭就說：

嘗聞紀文達(按：紀昀)師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馀慶”、“長春”一聯最古。但宋以來，春帖子多用絕句。其必以對語，朱箋書之者，則不知始于何時也。按：《蜀禱杌》云：蜀未歸宋之前，一年歲除日，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版于寢門。以其詞非工，自命筆云：“新年納除慶；嘉節號長春。”……實后來楹帖之權輿。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一般的對聯研究者都認為，可考的對聯之祖，也就能上推到孟昶此聯為止。可是，此聯乃是孤證，顯不出在當時普遍流行的態勢。梁章鉅的態度頗有可取之處。他一方面根據文獻，說孟昶創作的那副春聯“實后來楹帖之權輿”；另一方面則有保留地說“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不下結論，并顯露出把希望寄托于未來研究者的心情。這種見地是很可取的。有人囫圇讀過上引的那一段，便認為梁氏提出孟昶的一聯為對聯之始，算不上梁氏的知音吶。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文史知識》1991年第4期，發表了敦煌研究院研究員譚嬋雪女史撰寫的《我國最早的楹聯》一文，推論出對聯產生于晚唐以前。

譚女史這一推論，是根據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中斯坦因劫經第0610號所錄的內容得出的。譚女史據原卷所作錄文是：

　歲日：三陽始布，四序初開。

福慶初新，壽祿延長。

又：三陽□始，四序來祥。

福延新日，慶壽無疆。

立春日：銅渾初慶墊，玉律始調陽。

五福除三禍，萬古□(殮)百殃。

寶雞能僻(避)惡，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戶上，富貴子孫昌

又：三陽始布，四猛(孟)初升。

□□故往，逐吉新來。

年年多慶，月月無災。

雞□辟惡，燕復宜財。

門神護衛，厲鬼藏理。

——書門左右，吾儻康哉！

譚女史文中說：“把上述文句確定為楹聯的依據有三”，即：

第一，時間上的吻合：“歲日”、“立春日”正是我國傳統習俗書寫楹聯的時候。許慎《淮南子詮言訓注》記載：“今人(按：漢代人)以桃梗徑寸許，長七八寸，中分之，書祈福禳災之辭，歲旦插于門左右地而釘之。”……(按：此下尚引《玉燭寶典》、《荊楚歲時記》等書，說明我國古代在歲日和立春日均有寫春符、春聯的活動。)

第二，文句對偶，為聯句格式。……

第三，……最后明確指出：“書門左右，吾儻康哉！”偶句而寫于門之左右者，當為楹聯無疑。如無此語，還可以認為是一般“集句”，以致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定為“類書”。但那是不夠確切的。

譚女史還為這個卷子考訂書寫時代：聯句寫在斯0610卷的背面，前后均無題記。其正面是《啟顏錄》的抄本，尾題：“開元十一年捌月五日寫了”，“劉丘子投二舅”。此尾題為楹聯的斷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時為公元723年，較孟昶的題辭早240年。

譚女史又指出：“這只是楹聯的上限年代”。至于下限，譚女史根據對其內容的分析，將其定為晚唐。我認為確切可從。因而，我們可以信從譚女史的結論：“可以說敦煌聯句是迄今為止，得以保存下來的我國最早的楹聯。”請有興趣的讀者自行閱讀那篇文章，我們在這里就不多贅引了。

據譚女史的文章，我們至少能得出以下三條結論：

一、對聯始于寫春聯。在還沒有更早的非春聯類型的資料出現的當代，把譚女史所引的敦煌遺書斯0610號卷子和孟昶寫春聯的記載加在一起考慮，這一條絕對可以成立。

二、春聯最晚在晚唐時已經產生，還可能上溯到盛唐，也就是公元七、八世紀左右。

三、對聯起源于民間。寫春聯，不是由于帝王提倡。相反的，帝王倒是受到當時民間流行的書寫春聯的影響。

我們必須說明的是，那個時代，雖然已經有寫作并張貼春聯的例證，但是，未必有“春聯”、“對聯”這樣的作為一種體裁的固定化的專名詞。從敦煌寫本斯0610號的內容和寫法看，和唐代流行的又在敦煌寫本中大量出現的某些駢體應用文范本極為相似。《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將其歸入“類書”一類，有一定的道理。這也就是說，早期的這種雛型的對聯，似乎是在駢體應用文和律詩的雙重影響下蛻化出來的一個新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