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3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 (農歷八月初七)，“九一八”事變爆發。
日軍裝甲車侵入沈陽
1931年9月18日(距今已83周年了)，日本關東軍制造“柳條湖事件”，對中國東北地區發動了武裝進攻。
柳條湖位于沈陽內城以北2.5公里處，在沈陽站與文官屯站之間，關東軍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作為爆破地點，其原因有二：一是這里較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東北軍北大營較近，便于誣為中國軍隊破壞，也有利攻擊。
18日22時20分，炸藥點燃，一聲巨響，震蕩長空，炸毀一段路軌。以爆炸聲為信號、早已準備好的全副武裝的日軍，便向預定目標攻擊，同時沈陽站附近的日軍大炮向北大營猛烈轟擊。23時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義給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出第一份電報，謊稱中國軍隊在沈陽北部北大營西側破壞了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在沖突中。接到電報后，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石原莞爾等人緊急研究對策，一致認為此時是訴諸武力的“絕好機會”。本莊繁當即決定，按照預定的計劃，迅速將主力集中到沈陽，先發制人，“懲罰”中國軍隊，占領東北三省。
19日凌晨1時30分至2時之間，本莊繁向關東軍下令：駐遼陽第二師，駐公主嶺獨立守備隊第一、第五營等迅速開往沈陽，攻擊該地中國軍隊；駐長春步兵第三旅準備進攻長春。同時，還向駐朝鮮日軍求援。最后，本莊繁將他的命令及戰況正式報告給軍部。為了便于指揮，19日凌晨3時30分，本莊繁率領關東軍司令部火速趕往沈陽。（）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陽的駐軍只有獨立守備隊第二營和第二師的第二十九團，人數僅幾千人。柳條湖事件發生后，日軍連夜向沈陽增兵。駐扎在鐵嶺的部隊，于19日凌晨4時到達沈陽，配合第二營于5時30分占領北大營。與此同時，駐扎在海城和遼陽等地的第二師所屬部隊及師長多門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時抵沈陽，與原來駐在沈陽的第二十九團一起行動，6時30分占領沈陽內城。然后該師又與獨立守備隊采取聯合行動，向距沈陽10公里的東大營進攻，日軍南北夾擊，東北軍和講武堂學員不戰而退。中午12時許，日軍占領了這個東北軍的第二大營。由于東北軍絕大多數部隊執行了蔣介石“不準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間，日本侵略軍便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沈陽城。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兵工廠、飛機場及一切重要軍政機關和東三省官銀號等悉被占領，所有駐省城的軍警均被繳械。僅沈陽兵工廠，即損失步槍15萬支，手槍6萬支，重炮。野戰炮250門，各種子彈300余萬發，炮彈10萬發，東三省航空處積存的300架飛機，盡為日軍掠去；其唯一的金庫所存現金7000萬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關東軍在南滿鐵路沿線展開了全面攻勢。19日，日軍攻占南滿、安奉兩鐵路沿線的重要城鎮營口、田莊臺、蓋平、復縣、大石橋、海城、遼陽、鞍山、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安東、鳳凰城、本溪、撫順、溝邦子等地。19日凌晨4時，日軍向長春發動總攻，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后在吉林軍署參謀長熙洽“毋須抵抗”的命令下含憤撤退。當日22時許，長春陷落。
蔣介石、張學良拱手讓敵東北大好河山轉瞬淪陷
9月6日，張學良電令駐沈陽北大營旅長王以哲：“中日關系現甚嚴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準沖突，以免事端。”同日，又電臧式毅、榮臻稱：“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參謀長榮臻命令北大營駐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駐沈陽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8月間即預感到日軍要采取行動，旅長王以哲專程到北平請示張學良。張學良說：“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沖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針。”王以哲根據這一方針，決定對于日軍的進攻，采取“釁不自我開，作有限度的退讓”的對策，“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全軍退到車山嘴子附近集結，候命行動”。這樣，不抵抗主義，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達，貫徹比較徹底。結果造成大片國土輕易地落入敵手。滿鐵的土木建筑公司經理神谷仙次郎在日記中，夸耀日本侵略軍進攻“北臺(大)營的戰爭，創造了世界戰爭的記錄，敵人有1.2萬人，而關東軍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戰斗7小時，就把它攻占了”。沈陽的陷落，也并不是日軍攻陷的，基本上是從敞著的大門開進來的。當日軍進攻北大營時，沈陽城門大開，榮臻和臧式毅會商應付辦法，認為日領事館已經說了日軍不進城，“如果進城，吾方即閉城門，日軍亦可用炮擊毀，不若開城聽其如何”。果然。日軍一炮未發，便從敞開的城門進入城內。
事件爆發后，蔣介石仍令不抵抗。目居北平的張學良一夜之間十幾次致電南京蔣介石請示，均不準抵抗。蔣指示張學良：“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在這種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讓敵，使東北大好河山淪于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