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

1972年8月3日 (農歷六月廿四)，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

鄧小平 1972年8月3日 給毛澤東的信

主席：

前天，( 八月一日 )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于林彪反黨反革命集 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于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 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 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 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 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 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

對于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于他們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只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 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并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后，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系很壞。至于對賀龍的關系，大家是知道的。

對于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系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并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于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于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于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于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于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贊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于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么不正確的意見，而后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只知道他在工業方面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制。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于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制(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后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只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只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么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后，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么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于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 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里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后，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點評：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