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小說家《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誕辰

在374年前的今天，1640年6月5日 (農歷四月十六)，明末清初小說家《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誕辰。

蒲松齡，字留仙，又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市)蒲家莊人。生于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他生長在一個漸趨敗落的地主家庭里。遠祖蒲魯渾和蒲居仁，做過元代般陽路總管。高祖蒲世廣是個廩生，曾祖蒲繼芳是個庠生，祖父蒲生訥連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輩蒲生信，做過玉田知縣，即《聊齋志異·夢別》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學”，至二十余歲還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賈”。他稱自己父親于“權子母之余，不忘經史，其博洽淹貫，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幾歲尚無子嗣，便“不欲復居積”，一面閉門讀書，一面散其錢財，“周貧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齡為第三子。其時“家漸落，不能延師”，便親自教子讀書。

蒲松齡天性穎慧，過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親的鐘愛。十九歲初應童子試，便得到縣、府、道都第一的優異成績。山東學道施閏章(愚山)很賞識他。他對施閏章的知遇之恩，銘刻于心，在《聊齋志異·胭脂》中頌揚施：“真宣圣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士己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后世學使虛應故事在所及”。從蒲松齡對施閏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窺見精神上受的某些影響。

進學第二年，蒲松齡就與同邑李希梅(堯臣)、張歷友(篤慶)等少年秀才結為郢中詩社。蒲與張、李同年進學，當時正是同學少年，意氣風發，“相期矯首躍龍津”。然而，科舉對蒲松齡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階梯。繼少年進學初露鋒芒之后，“三年復三年”的鄉試，卻成了他終身難以闖過的關隘。

康熙三年(1664)，蒲松齡曾讀書于李希梅家，他們“日分明窗，夜分燈火”，在一起專心致志苦讀了幾年書，這不僅說明他們彼此間在思想、性格、道德、學問互有影響，而且說明，蒲松齡的淵博學識是從刻苦鉆研中逐漸累積起來的。

對民間俚曲和鬼狐故事的興趣

青年時代的蒲松齡，不僅奮力于舉業，“冀博一第”，而且對流行于農民群眾中的俚曲歌詞產生濃厚興趣，還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夢賚《七夕宿綽然堂同蘇貞下、蒲柳仙》詩中寫道：“乍見耆卿還度曲，同來蘇晉復傳觴”。蒲松齡一生作有許多小曲和十四種俚曲，特別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齡對民間傳說故事，極感興味。他的《聊齋志異》也就是在青年時期開始創作的。康熙三年，張歷友在《和留仙韻》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風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黃初聞正始，我從鄴下識應侯。一對結客白蓮社，終夜悲歌碧海頭。九點寒煙回首處，不知清夢落齊州。”從張歷友這首詩中已明顯地透露了蒲松齡不僅愛好清談述異，而且在這時已開始志怪傳奇類小說的創作了，只不過當時還沒有《聊齋志異》之名而已。這就是說，蒲松齡對民間鬼狐故事的興趣、寫作志怪小說的熱情，不是在功名無望、滿懷“孤憤”的情況下才萌發的；而是在潛心舉業的青年時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談鬼”，并且熱心地記錄、加工，從事創作。這是興趣和才華的頑強的表現，也是成就《聊齋志異》這部偉大作品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蒲松齡后來將一腔“孤憤”寄托于神話幻想小說而不是別的形式，是與他早年對民間異聞傳說有特殊感情，對幻想小說形式的特別愛好有密切的關系。

幕賓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齡的一生經歷中是頗有特色的一年。這時他應同邑進士、新任寶應知縣孫蕙的邀請，南下江蘇去作幕賓。孫蕙請蒲松齡為幕賓，主要是因其為同鄉可作親信助手，蒲松齡才識過人，堪任文牘事，其中當然也有同情蒲松齡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孫、蒲既是同鄉，又是老相識，彼此沒有什么隔膜，蒲松齡除代孫蕙作酬酢文字，草擬書啟、呈文和告示之類，還常隨孫蕙行役河上，或游揚州。蒲松齡對孫蕙體恤民苦，忤河務大員，因而受到彈劾，更是同情。他在《聞孫樹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詩中寫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風波強項難。吾人祗應焚筆硯，莫將此骨葬江干。”詩寫得極動感情，極言做強項令之難。另外他還有《三月三日呈孫樹百，時得大計邸鈔》和《大人行》都表現了自己位卑才短，無力相助，和對孫蕙處境的深切同情。

這年三月，孫蕙調署高郵，蒲松齡隨往，然而，他已厭倦了幕賓生活，思家甚切，不時流露愿歸返故鄉的情思。如《旅思》詩云：“十年塵土夢，百事與心違。天逐殘梅老，心隨朔雁飛。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歸。可嘆金城柳，參差已十圍。”《堤上作》詩云：“獨上長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計全非。聽敲窗雨憐新夢，逢故鄉人疑乍歸。”這里流露的既是思鄉又是自傷。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首詩是《感憤》：“漫向風塵試壯游，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入狐鬼史(別本“狐鬼史”亦作“夷堅志”)，斗酒難消磊塊愁。尚有孫陽憐瘦骨，欲從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綠，碧血青磷恨不休。”這里抒發的是憂憤，是懷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為人作幕一生。終于，在這一年的秋天，他便辭幕返回故鄉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對蒲松齡的創作生活大有裨益。首先，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遠游，大開眼界，飽覽風光，開闊了胸襟，陶冶了性情。一年間，他對南方的生活狀況、風俗習慣也有所了解，這對他創作以南方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練》、《五通》等顯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蓮香》作于南游期間，是可以肯定的。其次，幕賓生涯使他有機會接觸封建官僚機構的各色人等。可以說幕賓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臟，熟悉了其中種種內情，這就為他在《聊齋志異》中描繪、揭露官場的弊害生出各種新巧的構思打下了厚實的生活根基。再次，在作幕賓期間，他還得以接觸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顧青霞、周小史，蒲松齡都有詩歌詠過她們。在《傷顧青霞》一詩中對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傷，這與《聊齋志異》多篇對年輕鬼女的描寫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創作素材。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憤》詩中所說：“漫向風塵試壯游，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入狐鬼史，斗酒難消磊塊愁。”這里不僅表明他寫作《聊齋志異》時間較長，也說明他積累較多。《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郵翁紫霞”提供的材料。還有，詩中把“狐鬼史”與“磊塊愁”聯系起來，說明這時作者已有明確的創作意圖，是作為“孤憤”之書來寫作了。

貧病交加 筆耕不輟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齡自淮揚返里。次年，他應鄉試，又沒有中試，盡管他帶著孫蕙的一封薦書，也沒起作用。這時他的心情痛苦之極，每年“營巢抱卵，拙似春鳩，銜草隨陽，勞同秋燕”，“場屋中更更漏聞”，“風檐下步步鏤心”，結果還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這時他真的是“三載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氣已闌珊”。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時又“連歲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帶大旱，蒲松齡處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艱難困苦的時期。所謂“貧因荒益累，愁與病相循”(《四十》)；“大者爭食小叫饑”(《寄弟》)；“午時無米煮麥粥”(《日中飯》)，都是這一時期寫下的詩句，到他老母亡故時，以致無錢治具，告貸無門，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這位小說家和詩人的窮困已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艱苦歲月中，蒲松齡依然堅持《聊齋志異》的寫作，他雖也產生過“鬼狐事業屬他輩”的念頭，卻始終未輟筆。就在四十歲那年春天，這部杰作初具規模，并開始流傳，蒲松齡感慨之余，乃作《聊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寫道：“門庭之凄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可見他是在相當清苦的生活中進行寫作的。

坐館四十年

家庭生活難以為繼，又不愿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縉紳人家去坐館了。大約從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齡開始了長達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師生涯。（歷史今天）

初始，蒲松齡在本邑城北豐泉鄉王家坐館，與王敷政的幾個弟弟一正、居正、觀正及其堂弟王體正相處極為融洽，時有詩歌唱和。蒲松齡在王觀正死后寫的悼詩《夢王如水》，盡情地抒發了他的沉痛之感，說明他們之間的深情厚誼。

蒲松齡大約在王家呆了兩年以后，就到罷職歸田的翰林院檢討唐夢賚家去做西賓了。唐夢賚極欣賞蒲松齡的才華，后數年唐夢賚為《聊齋志異》作序，說蒲松齡“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云涌，能為載記之言。于制舉之暇，凡所見聞，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可以說，唐夢賚是蒲松齡的知音，也是最早贊賞《聊齋志異》的人。

大約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齡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館。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初次結集，作《聊齋自志》，高珩為之寫序，闡述該書之特點和價值，以相推獎。這些都說明蒲松齡的藝術才華和《聊齋志異》的價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齡在鄉試中又名落孫山，蹭蹬的命運和貧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圍著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齡年逾不惑，窮愁不遇，功名無望，貧病交加。然而可以慶幸的是，從這一年開始，他不再飄若萍梗，已有了一個比較安適的館去坐，淄川五村西鋪的顯宦畢家，聘他為西席。蒲松齡遂設帳于綽然堂。畢家在明末是個名門望族，號稱“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齡的東家是刺史畢際有。這位畢際有，字載績，順治三年(1645)拔貢入監，考授山西稷山知縣，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運漕糧，積年掛欠，賠補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罷官。以刺史稱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職銜。畢際有喜讀書，精于鑒賞，風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時便廣交名流，與江南大名士陳維崧、孫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結識，“夜夜名流滿高宴”。歸田后，雖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輯成畢自巖《石隱園集》，還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漸高，對于東山再起、光大祖業已然無意。

畢際有聘請蒲松齡來家設帳，一方面是為了教幾個孫子讀書，但另一方面，蒲松齡也是他清談的伴友，文字的代筆。這樣，畢際有對待蒲松齡比較友好，賓主相處十年，一直比較融洽。

畢刺史家的豐富的藏書開擴了蒲松齡的眼界，也為他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讀書和寫作的環境，更有意思的是畢際有雖曾為貴官，但思想較為開明，并不歧視小說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師談鬼說狐，撰寫艷情小說為侈陳怪異，有乖風化，不僅不加干涉，甚至風雅相屬，贊助《聊齋志異》的創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還親自為《聊齋志異》撰寫短文，其中《五羖大夫》和《鴝鵒》兩文，篇末明白地寫著“畢載績先生記”、“畢載績先生著”。這對蒲松齡繼續創作《聊齋志異》，該是一種鼓勵吧!

畢際有死后，其子畢盛巨主持家務，賓主年紀相仿，長時間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齡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他后來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時間出游、應試和抱病歸家外，幾乎全在畢家度過。

在這期間，文壇上的一段佳話出現了。大約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壇兩俊秀相識。困守窮廬的秀才蒲松齡結識了位居臺閣的詩壇盟主王士禎(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

畢、王兩家，世代聯姻。畢際有的夫人是王士禎的從姑母。王士禎與蒲松齡會面，就是在畢家。蒲松齡與王士禎兩人一朝相晤，便結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齡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燈吟誦，至夜夢見之》七絕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論詩，二十余年悵別離。曩在游仙夢中見，須眉猶是未蒼時。”

王士禎返回新城后，主動寫信給蒲松齡，而蒲松齡對王士禎的態度是尊敬和愛戴。維系他們之間的紐帶則又是《聊齋志異》一書。據說，王士禎非常欣賞《聊齋志異》，他未等全書脫稿，就“按篇索閱，每閱一篇寄還，按名再索……或傳其愿以千金易《志異》一書”，其中有些話雖不可信，但王士禎對《聊齋志異》頗為贊賞則是事實。比如，他曾寫過若干條眉批，并在蒲松齡五十歲那年寫詩推崇《聊齋志異》，這就是那首為后世廣為傳誦的詩：“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語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蒲松齡也有詩酬答：“志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王士禎對蒲松齡的情意，對《聊齋志異》的稱譽，不僅對蒲松齡是一種鼓勵，也使《聊齋志異》飛出淄川，廣為社會所知了。

由于孩子們漸次長大，蒲松齡的家境也日趨好轉，到他七十一歲撤帳歸來時，其家已是一個小康之家了。在這段時間內，他沒有續寫《聊齋志異》的跡象，但還堅持詩文、雜著的寫作。

蒲松齡晚年生活雖較安定，卻好景不長。不僅自己老況有加，幼孫也連“以痘殤”，到七十四歲時老妻又病故，他更覺凄寂，寫出“邇來倍覺無生趣，死者方為快活人”(《悼內》)一類詩句。一年之后，剛交七十六歲的蒲松齡，依窗危坐而卒，時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聊齋志異》的創作和流傳

《聊齋志異》的創作，前后歷四十余年之久，[]貫串了蒲松齡的大半生。《聊齋志異》屬志怪傳奇類小說，凡四百九十余篇，絕大多數是狐鬼花妖精魅的故事，以及一些奇聞異事。

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的動機、過程和苦悶，在他所寫的《聊齋自志》中說得極為分明：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蕭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自志》表明，《聊齋志異》乃發憤之作，亦是孤憤之書。他通過“志異”抒懷言志，憂國憂民，類似屈原作《離騷》。“自志”也說明，《聊齋志異》的創作，經歷了艱苦的過程，“自志”還說明，創作“志異”受到社會的冷落，友朋的勸阻和世俗譏笑。可見《聊齋志異》是集萃蒲松齡一生心血而寫成。它凝聚著作者對現實人生的體驗，其意義比蘇軾在黃州借聽人談鬼來排遣政治上的苦悶，更為幽憤深廣。

《聊齋志異》最富現實性和人民性的篇章，是那些揭露和控訴封建吏治黑暗、統治階級腐朽和對人民的殘酷迫害的優秀作品。《席方平》寫冥間的城隍、郡司、冥王貪贓枉法，狼狽為奸，對負屈銜冤的席方平施行種種酷刑，實際上是現實生活中封建官僚機構的真實寫照。《潞令》中的縣官，貪暴不仁，死于他棍棒下的老百姓，狼藉于庭。《夢狼》寫一個老人夢見衙門上下都是吃人的狼，堂上堂下，“白骨如山”，通過夢境則深刻反映了現實——官府就是虎穴狼窩，官吏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豺狼。在名篇《促織》里，作者為我們勾畫了一幅驚心動魄的人民苦難圖，人命不及促織，這便是封建社會的現實。

終生掙扎在科舉道路上的蒲松齡，對于科舉弊端有切膚之痛，所以，《聊齋志異》里有不少篇中深刻地揭露了科舉制度的腐朽黑暗，特別是對考官的昏聵無知刻畫得入骨三分，對科舉制度戕害讀書人的心靈，寫來酣暢淋漓，令人回腸蕩氣。在名篇《賈奉雉》中真實地描寫科場的美惡倒置，試官的愚智不分。在《司文郎》、《考弊司》、《于去惡》等虛幻故事中更尖銳地諷刺了考官的不學無術、愛錢如命。難怪在《三生》中一群科舉失意者的鬼魂，一起向閻羅王請愿，要求對看不出文章好壞的考官，“挖其雙睛，以為不識文之報”，“剖其心，以伸不平之氣”，這種純屬幻想的離奇情節，無疑是反映了廣大屢困場屋的知識分子的憤懣情緒。蒲松齡還以漫畫家的筆觸，為科舉制荼毒下的知識分子畫像，《王子安》中困于場屋的名士，白日作夢成翰林，“大呼長班”，為狐仙譏笑、戲弄，這就把讀書人那種迷離恍惚、如癡如狂的精神狀態，勾魂攝魄地描繪出來。

《聊齋志異》中寫得最有情趣的是那些人鬼狐妖的愛情故事。這些人鬼狐妖“多具人情，和易可親”。通過他(她)們的奇異故事，或謳歌其生死不渝的愛情；或描繪其閨房嬉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禮教，流露出婦女個性解放的思想萌芽。如《連城》中描寫連城與喬生以吟詩而成知己，連城贈金助喬生燈光，喬生割肉為連城合藥。生不能成連理，死成伉儷。《瑞云》、《辛十四娘》、《小翠》皆歌頌了男主角不以妍媸為念，不因愛人變丑而愛弛的高潔情愫。至于像嬰寧之天真，連瑣之柔弱，黃英之端莊，俠女之剛毅，狐女之幽默都不合封建社會所謂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格言。當然《聊齋志異》中的愛情故事，也難免玉石雜陳、良莠并茂，其封建說教部分更不可取。

《聊齋志異》中還有些故事，富有寓言意味，其哲理蘊涵頗能啟人心智。《勞山道士》揭示了一個很深的哲理，即在學習與工作中心浮氣躁，一意取巧，不肯付出艱苦勞動，肯定是要碰壁的。而《畫皮》則說明，惡鬼一樣的壞人，往往喬裝打扮，隱蔽自己的真象而以各種假象迷人，要不受壞人欺騙，必須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

《聊齋志異》在藝術上的成就，就在于蒲松齡充分發揮了傳統志怪傳奇小說的藝術功能。人們讀《聊齋志異》，便被那一則則奇異故事引導著去認識社會、理解人生。情節生動和豐富是《聊齋志異》的又一重要藝術特色，魯迅評論《聊齋志異》的情節藝術說：“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①

《聊齋志異》最初以抄本形式流傳，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有知不足齋刻本(青柯亭本)問世，此后有多種選本、注本、評本出現。1956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蒲氏手稿本二百三十七篇，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會校會注會評本，共包括四百九十一篇和附錄九篇。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鑄雪齋抄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鑄雪齋排印本。《聊齋志異》現有英、法、德、日等十八種外文譯本。典雅古奧的《聊齋志異》能夠譯成幾種世界主要語言廣泛流傳，說明了它的巨大的生命力。

蒲松齡是位勤懇的著作家，除了《聊齋志異》外，他還為農民編了不少實用書籍，如《日用俗字》、《農桑經》、《婚嫁全書》、《藥祟書》、《歷字文》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輯錄《會天意》，以收量晴謀雨之意。后又手錄《觀象玩古》，“備旱澇之秋，為瞻云望歲之助”。

蒲松齡的雜著，表明了他與黎民百姓的血肉相關的聯系。舉凡鄉民需要的種桑種地，醫病取藥，婚嫁禮儀，天氣觀測，修身養性，他皆有著述。這自然是他長期鄉居接觸實際的結果，也說明他的知識淵博。

另外作者還有詩千余首，詞百余首，文四百余篇，戲劇三種，俚曲十四種，上述作品除失傳者外，絕大多數已收入路大荒編的《蒲松齡集》中。